▲阳光洒在金山岭长城上。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受访者：关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

记者：您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下简称《概论》）编委，在介绍这本教材时，多次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进行了阐释，这是基于怎样的思考？

关凯：《概论》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点，就是从中华文明的视角出发，来看世代生息繁衍在中华土地上的人口。唯此，才能真正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并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的人口载体，在古代是“天下之人”，在现代就是“中华民族”。在文明史意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历史生成之物，也是中华文明融会贯通现代性的一个现实的结果。

中华文明从来不是一种封闭的、族群化的、万古不易的“超稳定结构”，相反，它是追求普遍性的、不断自我更新的文明体系。在古代，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凝聚天下之人，在于夏商周时期“天下观”作为世界观、价值观的确立，“大一统”作为政治哲学成为共识。

记者：在这方面，有哪些典型的例子？

关凯：《礼记》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先秦时期就出现的这一观念，呈现的是人对于生存意义作出的哲学规定。对这一观念溯源，能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找到踪迹。为什么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因为家门可以视作公域和私域的边界，治水是为全体天下人谋福利之事，而不入家门的举动具有强烈象征意义，即所谓的“公私分明”。

在先秦时期，还有“协和万邦”的主张。我们知道，镐京作为西周政治中心，辐射地域还不是很广。所谓“万邦”，基本上应该还是一些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初民社会组织。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华文明已经开始确立在正视差异的基础上构建整体性的政治原则，正如《尚书》所说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此外，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和而不同”。对此，大家的理解一般都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讲伦理，将这一理念人格化了。其实，在先秦经典中，“和而不同”反映的是更具普遍意义的法则，反映的是世界的一种有序形态。

中华文明对自然秩序是非常强调的，从个体、家庭推演到天下体系，构建出一个完整的伦理世界，进而生产出一种普遍性。“和而不同”为人们处理多元性、多样性提供了一个准则，使得所有的地方都能连接起来，并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由此也能够解释中华文明为什么能绵延发展、生生不息。

秦汉大一统之后，司马迁通过《史记》确立了历史观，确立了天下体系当中不同王朝循环往复的道德法则（天道）。秦至清前期，天下体系“亡国不亡天下”的历史实践持续演化，包括辽宋夏金时期等天下分治阶段，也包括西辽、北元这样的分立政权，都对中华文明体系发展演化作出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可以说，没有最高等级的文明，就无法构建普遍秩序。而中华文明，恰恰是具有强烈的普遍性的文明形态。

记者：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走向自觉。如何认识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话语的演进？

关凯：两千多年“大一统”王朝的政治实践，其意义始终是前现代的。就历史发展而言，古代中国的王朝政体无法解决现代性文明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维度：一是意识形态上自然权利观念的挑战，这种从基督教和罗马法传统中演变出来的政治哲学原理，破解了“君权天（神）授”的政治秩序的神圣性；二是认识论上科学主义的挑战，这种逻辑实证主义的思想力量挑战了中华文明农耕与游牧社会的传统经验知识体系；三是基于工业化生产方式和全球市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挑战，这种挑战在19世纪中期以欧洲殖民主义势力扩张到太平洋西海岸为标志，最终逼迫清王朝以丧权辱国的方式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在这种背景下，受西学东渐的影响，自觉的中华民族观念逐渐形成，其概念内涵也在不断演变。梁启超最早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其认识从最初的“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转换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也’之一观念浮现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与其同时期的杨度认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不在于血缘，而在于文化，各民族间通过长久的文化交融，“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亡国灭种危机，中华民族意识迅速觉醒，中华民族概念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1939年，围绕“中华民族是否是一个”，学术界展开了激烈争论。此时，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理解是一种多民族平等存在与融合而成的“复合性”民族共同体。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驱动社会前行的意识形态是舶来思想与本土思想结合产生的新的观念体系，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认同。

记者：这一历史潮流中，最显著的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实践。

关凯：是的。

中国革命是在极其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发生的。作为一个文明积淀深厚、内部富含前现代多样性的超大规模国家，为实现现代化，仅沿着传统道路无法走通。但如果彻底脱离传统，则文明变色，中华民族不存。只有创造性地结合传统与现代，才能凤凰涅槃，文明得以更新。这种结合必须通过革命完成，而革命则必须由真正具有革命性与民族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达到目标。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功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成为中华民族先锋队，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历程中为人类文明现代化发展开辟了一条成功的非西方化路径，牢固确立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和现代性。

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一穷二白、一盘散沙的局面，中国共产党迅速整合国家，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创造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奇迹。通过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人民政府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国家整合程度空前提高，中华民族大家庭理念深入人心。

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保持自我超越的革命性，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鲜明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今天，我们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牢记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要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贯之体现到党的全部奋斗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历史上哪个王朝盛世的再现，而是56个民族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美好未来，丰富人类现代文明的伟大壮举。

记者：您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阐述，是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的综合呈现。

关凯：我更愿称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生学”。

中华文明“天下体系”中长期发生的不同人群、不同政权、不同社会系统之间的持续互动，塑造出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代以来，面对现代性的挑战，中华文明实现自我更新，接续传统并融通现代性，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并由自觉生成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长期以来，存在着以西方中心主义的各种价值观来理解和评判中国历史文化的现象。比如，黑格尔在《法哲学讲演录》中讲到，“中国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如汤因比所说，“黑格尔的历史观是一种错觉”，体现出来的是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单线进化论逻辑。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视差与偏见。这就特别需要我们反观自身的知识构建，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

现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呈现与西方不同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以非西方方式实现现代化，经验具有以第三世界为中心的普遍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更新了中华文明。